“浦江之滨花木扶疏，红楼三五矗立其间，沪江大学在焉。”这就是19世纪在国内闻名遐迩的沪江大学——如今的上海理工大学。建筑犹如一首凝固的史诗，沪江园内至今保存完好的30余座青水红砖的哥特式建筑群见证了一所百年学府的沧桑变化……

百年建筑  百年沧桑

自19世纪末以来，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先后设立了17所高等教育机构，沪江大学即是由美国南北浸礼会于1906年创建的上海浸会大学，1914年更名为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学校坐落于上海市东北部黄浦江西岸。自1906年开始历经40余年相继建成50余幢西式建筑，形成了功能齐全、建造精细、环境优美的校园建筑群，其中 30余幢建筑被列为上海城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群。

作为教会大学，沪江大学校园与我国传统大学校园的布局模式、建筑风格完全不同，其建筑形态是特殊社会结构中出现的特定建筑形式，有着其自身的历史渊源。

近代大学起源于基督教盛行的中世纪，巴黎大学即是基督教最著名的神学教学中心，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仿照了巴黎大学修道院式建筑空间布局——封闭的方院。这种校园空间有利于不问尘世、一心修养学经的僧侣式生活，这两所学校的许多建筑都以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负有盛名。

中世纪大学的建筑在形式上同西方建筑艺术的发展相一致，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形态特征大多在校园建筑中得到体现，学院常以教堂的高耸体量为构图中心来统辖全局，象征着对文明的最高追求，从而形成欧洲大学的建筑文化环境模式：把大学建筑同理想的人类环境联系在一起，通过校园空间关系突出一种文化的象征性，反映着普遍的宗教和人文精神。

引导近代高等教育的美国早期兴建的大学校园如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数采用封闭方院模式，几乎与牛津、剑桥一模一样。进入19世纪末，美国大学校园不再囿于一种固定的封闭模式之中，其民主与自由的精神开始渗透到大学校园规划中，形成低密度的开放空间——“校园”。其主要特征是：开放性的校园注重师生关系的亲和及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校园建筑与大自然的融合；建筑采用红砖为墙面，与白色大理石柱形成鲜明对比。早在1817年杰弗逊就在其主持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中实践了这一思想，该校园以绿地为中心，以半开敞的三合院打破了修道院式校园的封闭感。弗吉尼亚大学校园规划对世界许多国家大学校园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描述为“在美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校园设计”。

沪江大学校园选址渗透着美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思想，19世纪末美国著名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欧姆斯特（Frederick Law Olmsted）在主持设计伯克利校园规划时指出：大学校园应与城市保持适当距离，校园环境应是自然的、公园式的，这种优美的环境能够陶冶和培养学生文明的习惯及自尊自重的人格。教会大学传教士追求的是大学社区式的大学模式，他们希望有充足的土地来修建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教师住宅、学生宿舍、运动场、教堂及其他附属建筑，将所有师生都容纳到充满基督教气氛的学术区内，因此将大学建在较僻静的城市郊区，与外面社会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避免学生受到市区商业和娱乐的干扰，但同时又能发挥教会大学的社会作用。沪江大学校园选址遵循了这一思想。

作为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许多教会大学已经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建筑学范畴来看，教会大学在校园建设方面同样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也传递着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英语中“campus”（校园）一词是19世纪由意大利语“campa”转化而来，最初用来特指学校标志和中心场地的公共开放空间（Piazza）。因此，学校最初的含义是由建筑物所限定的校园空间。

1919年，MURPHY & DANA建筑师事务所为沪江大学作了校园整体规划，在已建成的建筑布局基础上，对校园道路、新建建筑、校园景观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该设计同样采用了功能分区方法，按不同的教育层次组成不同的学院区：进入校门的主干道直通黄浦江边与滨江道路相接，道路南侧自西向东分别为小学区、中学区、运动场；道路北侧为独立式教师别墅住宅区；大学区则集中在校园最东侧的黄浦江边，主干道北侧在已建成的思晏堂、思裴堂、思伊堂、科学馆基础上，规划增建办公楼、图书馆、教堂，三面围合中心景观绿地，形成向黄浦江开敞的三合院式的大学校园（campus）,主干道南侧布置了另一个以绿地为中心向江面开敞的合院式校园扩展区（campus extension），充分考虑到了校园的未来发展。这一规划设计强烈地表现出20世纪初美国大学校园注重景观、崇尚自然的设计思想，渗透着开明开放、注重人格培养的教育理念。

“对于1926年来访中国的人而言，如果旅行者是从上海进入这个国家，在城郊外他的轮船就会经过一所学校的建筑群，他会被告知这是由美国浸会办的沪江大学。……大学校园四周都栽着柳树和四季常青的灌木，校场的中央，巍巍地布着二、三十幢洋楼。在茶余饭后的时光，同学们更喜欢三五成群，或则一个人，在黄浦江边散散步，在草地上坐一霎，看看天上的夕阳和白云，听听江里的潮声，俨然是一幅从弗吉尼亚移来的世外桃源景象。”（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墨菲事务所规划设计的沪江大学教学区端庄典雅，景色宜人，被花木绿地环绕的小住宅散布在自由曲线的道路两侧，居住环境之雅静，生活情趣之浓厚可想而知。这一规划设计将传教士们最初的信念与理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西方传教士将建筑视为一种文化参照物，在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将其建筑形式引入中国。沪江大学作为美国南北浸礼会创办的教会大学，受欧美广泛流行的建筑复古思潮影响，热衷于从建筑遗产和历史样式中寻求思想上的共鸣，以诗情画意的哥特风格为主的浪漫主义建筑大量出现在学校建筑中，在美国盛极一时的折衷主义建筑更是任意选择与模仿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沉醉于纯形式美的追求中。沪江大学现存建筑呈现出多种不同建筑风格，某些建筑还将多种建筑风格特征揉合在一起，构图严整，细节精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大礼堂、思晏堂、馥赉堂、思福堂等建筑外观都具有陡峭的屋顶，收分的外墙扶壁，屋顶上的老虎窗，山墙的门廊入口，外墙的十字花窗，多层凸窗、尖券洞、小尖塔、细部花饰浮雕以及小礼拜堂内的锤式屋架等均表现出哥特风格的浪漫。巨大的两圆心尖券窗洞内用细小柱子分成细而高的长窗，从而强调向上的动感，这是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厚重的墙体及洞口墙体截面呈八字形向内收敛，并排上层层线脚以减轻暴露出的墙垣的笨重感，半圆弧形的拱券、立面上浮雕式的半圆连续小券形成的装饰腰线，思魏堂的小礼拜堂室内柱头上张开双翅的老鹰雕像（现已不存）等等都是罗马风时期建筑的典型特征。

思裴堂、思伊堂、思孟堂、思雷堂及音乐堂除上述哥特式特征外，外立面或室内廊道中采用了哥特晚期的四圆心券，尤其是音乐堂采用了装饰性很强的三叶拱和弓形尖拱以及相应的浮雕装饰，营造出音乐般的轻松欢快与高雅。

晚期垂直式哥特风格的显著特征是残留着中世纪城堡的痕迹，追求凹凸起伏的建筑体型，屋顶轮廓跳动着塔楼、烟囱、雉堞，结构处理常出现四圆心券，细部常用弧度较平的圆拱，外形追求对称。1928年建成、1948年扩建的湛恩纪念图书馆即带有明显的晚期垂直式哥特建筑特征，扩建前后两建筑时间相差20年，却浑然一体，很好地延续了校园建筑风格。

沪江大学教师住宅别墅也是教会大学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均采用坡屋顶，设老虎窗，外墙用红砖或青、红两色砖混砌，采用预制混凝土花饰门窗套，窗多用花饰砖拱，室内多设有砖砌壁炉，单体别墅虽各有不同，但整体体现出当时美国独立式小别墅的风格特征。

沪江大学校园建筑所表现的特殊建筑风格，是流行欧美的折衷主义设计思想对中国教会大学这一特定校园空间形态产生影响的结果。

百年文脉  薪火相传

百年沪江园蕴含着一种特有的文化。植根于西方文化土壤的沪江园，背倚着中华文明，在百年办学历程中，弃其糟粕，取其精华，铸就其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校园文化特质，正如她的初创者所设想的，沪江园以她博大的胸怀汇聚四方学子贤才，将其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栋梁，为整个社会和历史进步做贡献。如今的上海理工大学在中外合作办学、商贸管理人才培养上的办学特色沿袭了沪江大学的遗风。

从上海浸会大学时期的“奉献、服务、牺牲”到沪江刘湛恩校长时期的“团结、民主、进步、自由”的沪江大家庭精神，到凌宪扬校长时期的职业化教育，到上海理工大学时期“理崇至真、工贵求实”的办学理念，沪江园内有一种精神在一代代学人中传递，生生不息。如今，“信义勤爱，思学志远”的校训已深深植根于上理师生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理人勇往直前，奋斗不息。

从沪江园中走出的学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爱国爱校、以身生殉国的刘湛恩校长，一代文坛巨匠徐志摩，“医德风范终身奖”获得者邓家栋，被称为是“打开中国文化与世界一扇窗”的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冯亦代，我国“加权残值法计算力学”创立人、著名工程师、固体力学家徐次达……

西方传教士以高等教育为手段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也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介入方式。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既有属于表层结构的表现因素，又有属于深层结构的类型因素，如果从建筑与社会及文化之间的关系层面来认识所表现出来的建筑风格，那么除了实实在在的沪江大学物质文化遗产外，百年的沪江园内还体现着一种特有的文脉相传。